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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山川上的中国”第四季尾牙讲:品味红楼

盐田阅读沙龙“山川上的中国”系列文学讲座第四季。

以中国历史为经线,以中国文学为纬线,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辐射面,实现文学圈、学术圈的良性交叉。

“山川上的中国”系列文化讲座第四季尾牙讲,【章必功】品味红楼

时间

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

19:30-21:00

地点

盐田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章必功

深圳大学原校长,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主要著作,《天问讲稿》《古典作业》《红楼讲稿》《中国旅游通史》等。译著《意识形态的时代》。主编《华夏人文概览》。

主持人:胡野秋

著名文化学者、作家、电影导演,曾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首席嘉宾;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参与起草《深圳市文化立市规划纲要》《深圳文化产业2030战略方案》等;他的导演作品有院线电影《爱不可及》(获51届休斯顿电影节故事片白金奖)、纪录片《触摸》等;他的编剧作品有电影剧本《出轨者》《夜行动物》等;他出版的专著有《胡腔野调》《冒犯文化》《闲人,书生活》《作家曰》等;他还在优酷、腾讯、网易等网络平台开设了人文脱口秀节目《胡腔野调》。

校长本色是学者 章必功教授访谈录

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

章必功教授近日对深圳商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说:“要做学人访谈,就要撇开我当校长的8年时间,谈之前或之后的事。”2012年7月,章必功卸任深圳大学校长,他的学术研究似乎进入新的井喷期:先是整理出版了近50万字的《古典作业》及50余万字的《〈天问〉讲稿》;今年4月,商务印书馆将推出他的逾60万言的《中国旅游通史》。一部厚过一部的专著,都是章必功教授“为教而学”的结晶。

进入北大登堂入室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81年,您从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安庆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是当年古代文学专业5名学生中唯一一名“乡下人”。您一直注重教育平等,是否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章必功:有一天我在导师褚斌杰老师家里,他家来了一名女生,褚老师说,我们本来想招的是她而不是你。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年纪大,又结了婚并带薪上学,而且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安庆教学点。当年北大古典文学招5名研究生,另外4名全部是北大应届生。结果北大研究生院坚持按分数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就幸运地被录取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也促使我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84年《文史》杂志第22辑全文刊载了您的论文《六诗探故》,此文后来收入您的《古典作业》中。您独辟蹊径,认为《周礼》所谓“六诗”,实际上是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文应该是您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重要台阶?

章必功:所谓“六诗”,我把它解释为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因为它的排列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孔颖达把它解释成“三体三用”,后来被广泛征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原始意义的“六诗”,并非“赋、比、兴”“风、雅、颂”,而是“风、赋、比、兴、雅、颂”,是周代诗歌教学的三个阶段,从形式到内容,到更高级的内容。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写过一本《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讲到新见解时第一个举的就是这篇文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当选了中国《诗经》学会的理事。

每篇作业都当论文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六诗探故》是向主讲《诗经》的费振刚教授交的作业,此文是在您读书期间发表的,北京大学学习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章必功:北大老师奖掖后进,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研究生时期的作业或论文有时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金开诚、费振刚、褚斌杰教授看到这样的文章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如获至宝。金开诚老师还说,你批评我的观点不要太含蓄,可以再直白一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拿去发表。我的《〈红楼梦〉的三宝三玉》,是交给吴组湘的作业,他打了很高的分;《过夏首而西浮》是交给金开诚《楚辞》课的作业;《六诗探故》是交给费振刚的作业。

《六诗探故》是费振刚与褚斌杰先生联名推荐信给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文史》杂志总编辑傅璇琮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篇作业,文章发表时我只有30多岁。很多人读了以为我是一位老人,因为《文史》一年只出一本,当时只有老学者、名家才能发表作品。我在北大养成习惯,写文章一定要写出新的东西,不重复别人写过的,每一篇作业都当做论文来写。这也是老师为什么把我的作业推荐发表的原因。

从《红楼讲稿》到《旅游通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大学中文系初创时教师少,不可能按自己所学专业上课,您讲授并研究《红楼梦》是否与这种实际情况有关?

章必功:深圳大学创办之初,老师几乎都从北大来的,号称“北大帮”,人确实很少,它的教学方向是中西结合应用为主。我讲《红楼梦》,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应用型项目——《红楼梦》电脑多功能索引,学校组织一批学生搞,但要有人给他们讲《红楼梦》,领导于是就找到我。从理论上讲,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给本科学生讲《红楼梦》都是可以的,否则他就不合格。我讲《红楼梦》,每次都认真地写讲稿,共讲了20多次课,集成《红楼讲稿》。

我并不是红学专家,只是红学单干户而已。我的学术方向有两个: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一是中国古代文化。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也有两个:一是尽量研究一些新东西;一是大力普及和提高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题目我很感兴趣,认为更容易做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当年在深圳大学中文系开设旅游文化专业,讲授“中国旅游史”,是国内首创。您是古典文学专业出身,当时为什么没有讲授“中国旅游文学史”?

章必功: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大潮席卷中国,所有高校都想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遨游,作为传统学科的中文系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虽然远离市场经济,但又不想游离于潮流之外。深圳大学中文系因此改名中国文化系,后来又改名文化传播系。我讲旅游史,处在中文系改名中国文化系的阶段,胡经之当系主任。当时开办了秘书和旅游文化专业。我这门课程是旅游史而不是旅游文学史,我是国内第一个开设这个课程的,讲稿后来被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国内第一部。现在看来这部书写得较粗糙,文学色彩很浓,经济色彩不够,其他方面也有缺陷。退休之后我就集中精力重写这部书,改为《中国旅游通史》,原来写到晚清,现在写到共和国,原来30万字,现在60万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中国旅游史》经过修订扩充成为60万字的《中国旅游通史》,与前面的《中国旅游史》相比有哪些变化?

章必功:《中国旅游史》很少谈旅游景观,而《通史》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谈旅游景观,比如我写到黄河、华山,写到大禹治水的积石山,那是治水的标记,是最早的人文景观;说尧、舜、禹的墓也是人文景观;还有著名的城池,比如商代的旅游中心朝歌,当时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赞扬它。

我特别强调,旅游史的主体是旅游者和他所从事的旅游活动,而不是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业因旅游而生,为旅游服务,不能本末倒置。旅游史当然也要写旅游文学,旅游者抒发情感便产生了文学作品。

高素质市民的高贵坚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天问〉讲稿》近60万言,也是在您退休以后出版的,它是您研究《天问》的专著,也是您的教学讲稿,这部书的出版对屈原和楚辞研究有何意义?

章必功:有没有学术价值,应该由学界去评论。当时我开设这门课,以及后来整理这部书稿,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在前人和时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秩序,阐明诗人,力陈己见,务求透彻。《天问》原文只有几百句话,几千个字,但很难读,很难懂,解说也很有分歧,很难找到一本全面解读它的著作,我一直想写一本详细的解读。因为有关书籍大都就字解字,用不懂的字解不懂的字,看了还是不懂。我希望把它解释通顺、通俗,同时做大全式的集释工作,这样篇幅就长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又如何评价“深圳学派”建设?

章必功:我个人理解,“深圳学派”的提出旨在大力加强深圳的城市文化建设,提高扩大深圳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在当代信息对流、天涯比邻的时代,要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学派远比古代困难。深圳高素质市民与日俱增,深圳读书月就是高素质市民的高贵坚持。我知道梅林水库的一家棋院,一众棋友,各行各业,皆饱读诗书,所起网名,如水木,都是阳春白雪。

衡量城市文化的高下的基本尺度,还是要看市民的文化素质,不能只看文化产业,只数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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