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山川上的中国”第四季第七讲：【南翔】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以我的短篇小说为例

盐田阅读沙龙“山川上的中国”系列文学讲座第四季

以中国历史为经线

以中国文学为纬线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辐射面

实现文学圈、学术圈的良性交叉

“山川上的中国”系列文化讲座

第四季第七讲

【南翔】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以我的短篇小说为例

时间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19:30-21:00

地点

盐田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南翔

本名相南翔，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教授，一级作家，深圳市作家协会顾问，两岸三地作家协会理事长。著有《南方的爱》《绿皮车》《抄家》等十余种；作品获庄重文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艺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第六届与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提名（前十）等20多个，短篇小说《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等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另发表有“中国手艺人”非虚构系列。 

主持人：胡野秋

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曾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首席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参与起草《深圳市文化立市规划纲要》《深圳文化产业2030战略方案》等。导演作品：电影《爱不可及》、纪录片《触摸》等。编剧作品：电影剧本《出轨者》《夜行动物》等。出版专著有《胡腔野调》《冒犯文化》《闲人，书生活》《作家曰》等。在优酷、腾讯、网易等网络平台开设人文脱口秀节目：《胡腔野调》。

寻脉造山 | 重看中国文学精神——以南翔为例

作者：廖令鹏

何谓寻脉造山？

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只要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用汉语写作，那么他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子。深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激发出来的正大气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017年11月，上海举办了一次以“寻脉造山”为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对东方文明的时代呼应，对近百年动荡中被边缘的东方现代艺术的甄别梳理、对当下艺术价值观的澄清与界定、及未来性的世界展望，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次展览在当代美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和讨论，它的历史时间与学术取向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策展人从容认为：

“寻脉”是回探东方之精神，“造山”则以传统造化再生为旨意。“脉”指属性，人的元气、天地之本，非实体的先天气象规律。“造”是艺术者吸收、消化、整理、转换、重组而艺术的支柱，严格来说没有“造”就没有艺术！“造山”则以传统造化再生为旨意。东方性决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民族主义。在全球的未来，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利益斗争可能更多让位于人类共同生存的考验，而缓解斗争后将迎来人与人平和相处的风尚。

上述一段话，简要地把当下中国艺术传统的问题点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学传统的问题。我以为，中国文学语言、叙事艺术、叙事伦理与文学精神，这四者的关系构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脉络。

我以著名作家南翔的创作为例，来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

南翔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昌铁路局宜春火车站当一名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便一路成为作家、大学教授、公共文化学者，他的形象在晚清民国的“大师”中可以找到原型。除了十多年组织并主持深圳知名的代表性文化访谈节目《深圳晚八点·周五书友会》，他还积极地做“文化田野调查”，跋山涉水，深入民间，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非物质文化系列非虚构散文，如《木匠文叔》《药师黄文鸿》《女红俩传人》等。

文学的最高价值

文学的最高价值，一定是打通了历史的，当下的，未来的价值。如果说文学即是人学，那么，文学最高价值，是书写“共同的人”，从“人”而来，为“人”而生。即使是社会问题小说，也应该有这个“最高价值”的追求。南翔的小说所到之处，最后的落脚点都在普世价值的人，比如人的悲悯、人的情感、人的处境、人的矛盾、人的疑问等。

正如南翔自己所说，小说的价值标高，应该牢牢订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这样既可避免重蹈文学史上随风转向、紧跟任务、图解政治的覆辙，亦可避免“问题小说”之弊。青年批评家陈劲松在评论南翔的小说时也认为，南翔的作品始终坚守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悉心体味，在悲悯情怀的审美倾向中有着饱满的艺术张力；坚持多种叙事策略的探索并注重挖掘小说的情感质素；对世俗伦理和生活欲望进行精神结构的同时强化小说的语言功能。

《绿皮车》这篇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翔通过那意味深长的文字，讲述了发生在城乡一列破旧的绿皮车上的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展现了底层老百姓是如何在艰辛的生活中互助互爱，如何张开“礼存于野”的纯朴乡村景象。在南翔笔下，绿皮车俨然一份超越了时空的感情，更是内心无法割舍的永久记忆，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现代生活的暖炉。小说没有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但读完之后，一股暖流升腾而起。

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就是在狂飚突进的时代，绿皮车中“慢”的生活姿态与扶老携幼、荣辱与共的人性光辉，正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善”，律动着人类本真的普世道德情怀。

另一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老桂家的鱼》。这篇小说影响非常广泛，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先后转载，收入多个年度小说选本。2013-2014年均入选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也获得第十届《上海文学》奖。

一篇短短的小说倍受社会关注，里面一定有一些普遍的问题，牵引着读者和评者的视角。小说主人公老桂为了改变贫困命运和摆脱体制束缚，离开乡村从农民变成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陆地交通的完善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他先后从事的水上运输业和捕渔业，都没能解决他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而危悬于生存的边缘，加上身患尿毒症，更让老桂雪上加霜。但是南翔笔下的老桂，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我放弃与堕落，而是顽强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以自己真诚与坚忍的人生态度，维护个体生命的尊严。曾身患绝症、退休之后在菜地里找到寄托的潘家婶婶，对老桂投以深切的关怀。

《老桂家的鱼》揭示了以老桂为典型的底层人民的现实境遇与艰难人生，深刻地体察了这一阶层的艰难与尊严，传递了情感的温度、人性的关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意识。正如南翔在接受《深圳商报》访谈时说到的那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奖励给人美好理想憧憬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的辛酸、无奈、悲苦、惆怅，更需要文学来纾解，因为文学不管是人物，故事，或主题，都集中于在现实和未来之间打通了一个通道，给读者一种憧憬、一种想象、一种假定。文学作品欲唤醒人们的自觉意识，唤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唤醒大家对悲苦者、弱势群体的悲悯，这些是我最想表述的。” 

唤醒自觉，唤醒情感，唤醒悲悯之心，是南翔小说的魅力所在。即使他写生态小说，也念兹在兹。比如《哭泣的白鹳》《铁壳船》《沉默的袁江》《消失的养蜂人》等，不仅是“悲天”，也更是“悯人”。

当中国生态问题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之时，南翔就写出了《哭泣的白鹳》这篇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小说与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联系起来，就更加意味深长。《可可西里》中剥羊皮的马占林一家人，他说自己是所有人里剥羊子皮剥得最快最好的，剥一张皮五块钱，他以前是放牛，放羊的，草原变成了荒漠，人都没有吃的了，只好把牛羊全卖了，受雇于人剥羊子。他们被藏羚羊保护站反盗猎小队抓住后，本来要枪毙，但最后巡山队长日泰还是放了他们。

怎么放？就是《可可西里》的文学最高价值。——暴风雪快要来临，日泰经过复杂的内心斗争，最后决定让他们自己走，实际上就是听天由命！走出可可西里的时候，马占林快哭了，说自己老了，走不出去了。然后一行人在风雪里走，有人倒下了，另外的人就把倒下那个人的衣服扒了自己用。最后，日泰队长被盗猎头子用枪打死时，站在边上的马占林犹豫了很久，心情非常复杂，五味杂陈。——这些人的现实处境与心灵处境的交织，打开了生态小说中对“共同的人”的宏阔叙事。马占林一样的人，放在可可西里是马占林，放在大兴安岭还是马占林，放在黄河长江边上，仍然是马占林。

在《哭泣的白鹳》中，也有一个“马占林”和巡山队长“日泰”，那就是“飞天拐”和“鹅头”。这篇小说直面鄱阳湖愈加恶化的生态环境，控诉了不法分子用捕猎、毒害甚至炸药等残酷手段，对鄱阳湖上的珍稀鸟类动物进行迫害的泯灭良心的行径。同时，也把“飞天拐”和“鹅头”之间相互体恤关怀也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应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矛盾与融合，也在南翔的笔下清晰呈现出来。

在另一部生态小说《铁壳船》中，南翔同样以铁壳船为载体，解剖了人的精神与道德困境之间的关系。城市开发建设带来了环境污染，铁壳船成了需要清理的废品。小说中老人却无比怀念河清鱼欢的年代和凄美动人的岁月，但怀念不能阻止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不能抵消现实中利益的诱惑，于是老人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殉葬品。

南翔在叙述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言行，赋予的是宽容的凝视和悲悯的理解，他却无意对社会阴暗和人性弱点进行臧否式评判，也未做人伦道德上的价值追问，而是平静地审视这一切，冷静地看待这一切，由一个日常生活事件，生发出对一种生命状态的诘问。他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与小说的关注者，关注着时代社会的流变播迁与世俗人生的起伏跌宕；关注着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生命状态的喜怒哀乐；关注着审美理想的高下与情感状态的炎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与心理深度。我们不难窥见他那开阔的人文视野与深广的悲悯情怀。（见陈劲松《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南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品性》）

中国文学精神的历史写作

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历史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政治语言与历史语言会短暂耦合，风云际会，但通常都会掣肘摩擦、刀兵相向。所以对于一个有历史责任与历史担当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精神与历史写作的关系，既格外迷人，又困境重重。

中国精神当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来是仁人志士推崇的至高境界，文学精神说到底，也趋于这种境界。孔子的“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都是我国文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说的就是文学精神在历史写作中的策略与旨归。

南翔的历史写作，在深度写作与难度写作中，弘扬了中国文学的正大精神。他的深度写作主要是对历史题材的重新凝视与深度挖掘，力图找到历史的吊诡之处与迷人之处。

如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可看作是深度写作的代表。因为是写民国，而当前我们对民国包括民国以前的历史题材很多都已经脱敏，才子佳人型、讽喻劝奉型、抨击时政型小说不断走进民国社会的视野当中；我们也有岳南的非虚构作品《南渡北归》及大量相关主题的影视作品，不过，即使如此，民国书写的难度仍然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而南翔的《前尘——民国遗事》通过文学的深度书写，聚焦民国时局动荡、文人交往、商贾较量、人生变幻、情感变迁等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当中。

我觉得，从南翔创作历程来看，《前尘——民国遗事》的深度写作，为后面的难度写作吹响了前奏，提供了一种备存。或许他在构思民国遗事的时候，一个更深远，更宏大，更壮阔的创作计划，已经悄悄在他的心中酝酿了。这就是南翔的反映六七十年代系列小说。从民国到六七十年代，在历史时间上得到延续了，在文学精神上象征着起伏。

他的这系列小说，是政治语言与历史语言角斗场，是文学精神的试验场。在这个角斗场与试验场中，南翔仍没有忘记“共同的人”，没有缺失对于共同的人的悲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文学式反思。南翔笔下弥漫着的，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可贵的宽恕、平和与关怀的品格。

我们看《抄家》这本小说集，就更能清楚地理解南翔的叙事伦理了。

《抄家》共包含10篇小说，在《我的亲历，然后文学》这篇序里，南翔对开展历史叙事的缘起，历史遮蔽的遗憾，时代符号性表现的列举，以及历史叙事的重大意义，一一作了说明。这篇序言，是10篇小说的统领，是叙事的基调，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翔那种“精神的高地与沉重的反思”的历史叙事，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南翔虽然直面特殊时代对个体命运带来沉重的打击，但他是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更多地着重历史人物的反思、宽恕和忏悔，这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特工》《伯父的遗愿》《老兵》等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同名小说《抄家》，意味非常深远，我认为这篇小说在我国关于那个年代虚构叙事当中，算得上是扛鼎之作。老师请学生抄家这一开场，既荒诞，又合理，把读者的视角引入了一个黑色幽默当中；抄家过程中的师生交流与碰撞，既是在“崇恶”的环境中“弘善”，又在“善”中反衬“恶”；抄出母亲旧物与衣冠，等于抄出“礼孝”，抄出中华五千年的传统道德，红小兵集体狂欢地对“礼孝”肆无忌惮的施辱，对中华文化精神施辱，既是对一个人精神的迫害，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迫害。这恐怕是南翔文革叙事最精准，最有力量，最耐人寻味的一笔。

叙事伦理与小说传统

小说如何表征一个时代，取决于那个时代如何存活于小说当中，而关键的问题是在滚滚的时间洪流中，人与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等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作家在力图展现这种关系的时候，总会显现出某种立场与情怀，这便构成小说原初的叙事伦理。那么南翔是如何在小说中建立自己的价值标高，构筑独特的叙事伦理的呢？

总括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五点。

首先是南翔的创作具有历史意识。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还原历史，除了拒绝书写“历史虚无主义”之外，而且直面个体的悲惨命运，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人类永恒的情感与精神。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特工》、《伯父的遗愿》、《老兵》等小说中，南翔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更多地着重书写历史人物的反思、宽恕和忏悔。这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是具有社会问题意识。一方面，他直面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如生态恶化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生存问题、家庭伦理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他在“问题”中发现“人”，描述人的具体表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家的伟大之处，除了书写伟大的题材，宏阔的历史，他还应关照身边的社会，身边的问题和身边的人，成为“问题发现者”，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小说，无不如此。南翔的历史为什么写得那么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投身于广阔的社会当中，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以心印心，真实地捕捉“问题”中的人的具体表情。

再者，南翔的创作饱含“温情唤醒”的人文关怀。如果以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南翔小说叙述伦理的话，我认为“温情唤醒”最为妥帖。“唤醒”即有距离，又有温度；既有“我者”的独立姿态，又能让“他者”焕发强大的主体性力量。著名歌唱家龚琳娜在谈论她演唱《静夜思》这首诗时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伟大在于它字里行间传递的情感，而文字或歌声，在“传递”中“唤醒”这种情感。南翔小说的“唤醒”，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他采取一种颇为“中国化”方式，介入心灵，介入现实，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总之，南翔的“温情唤醒”，很好地体现了深沉含蓄、和合温良、反求诸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四是在创作层面，南翔的叙事伦理的构建诉诸于他那澄明的古典叙事艺术。南翔的小说语言，整体是真切的，温良的，平和的，丰腴的，特别是细节的温度和力量，分外饱满。不管是生态叙事、底层叙事，还是文革叙事、非遗叙事，南翔运用的都是文化蕴含丰富、生命力强、流淌着温度的汉语言，是一种人文性极强的创作面貌，是与中国传统文学语言一脉相承的。南翔的叙事，胸中有丘壑有气象，从容而且平和，展现了大时空的气度。著名评论家胡平认为，“南翔写作上有着理论上的自觉性，作品充满现代感，对事件和现象作出深刻的剖析。叙事上学者般的冷静，波澜不惊，表现出自然、谦和、豁达的气派。”南翔的创作大体如此，但我还要加上一句，南翔写人，总能在起承转合中顺势而为，写出深深的感情和悲情，而且没有任何隔阂与断裂。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南翔的写作是“尊灵魂写作”。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小说的叙事伦理》中谈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借鉴之后，如何才能讲述真正的中国经验，让中国人的生活洋溢出本土的味道，并找到能接续传统资源的中国话语，这一度成了当代作家普遍的焦虑。或许是为这种焦虑所驱使，不少作家近年都有一种回退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新的叙事资源的冲动，他们书写中国的世道人心、人情之美，并吸收中国的文章之道、民间语言、古白话小说语言的神髓，以求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文体意识和语言风格。这种后退式的叙事转向，同样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事件。”南翔的叙事取向就是后退式的叙事，但他并不是转向，而是一开始就如此，一开始就“尊灵魂写作”，“以自己独有的路径，孤绝地理解生命，塑造灵魂，呈现心灵世界，为个体的存在作证，并通过一种语言探索不断地建构起新的叙事地图和叙事伦理。”（参见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一次对以小说为天地立心的集中探讨》）

南翔的文学创作，连通着历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源泉，他的文学叙事，一如“寻脉造山”，以中国文学精神之根脉，探寻审视历史文化的“断层”与现代社会的“问题”，重塑文化精神，或者为这种文化精神提供一种可靠的基准，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表达，成为有价值的创作。

本文原载于《广东文坛报》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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