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治理守初心：让多数意愿主导教育民生

基层行政管理的核心愿景，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回应多数群众的合理诉求。教育部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及四部委相关新政，早已明确“民主、公平、公开、合规、科学”的核心原则，构建起“学校主体、民主决策、公平竞争、全程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然而，在江西、沈阳、郑州等地的校服管理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少数声音绑架多数意愿”的治理偏差，伴随行政干预不当、监管缺失、民主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校服这一本应发挥育人功能的载体，

执行走样：多数意愿在偏差中被漠视

校服管理的初衷，是通过规范着装守护学生健康、传递校园文化、彰显教育公平。但部分地区的执行偏差，不仅让多数人的合理期待落空，更滋生新的治理矛盾。

江西推行的“一市一款”政策，是典型的“执行跑偏”。本应借此契机落实公开透明、根治乱象，当地却以“统一款式防范廉政风险”为由，采取行政统一手段，反而引发新问题：资质审核形式化，导致无完整质检报告的小作坊混入市场，照搬统一款式生产的“高仿校服”成本低30%以上，借助信息壁垒逃避监管；烟酒店、小卖铺等非正规门店未经备案便违规售卖校服，产品存在质量风险且缺少售后。更严重的是，政策冲击下校服专营店密集倒闭，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背离了多数家庭对优质校服的期待。

沈阳的校服投票则让“民主公开”沦为形式。今年8月，沈阳首次启动全市校服统一款式网络投票，因存在“清除缓存可重复投票”的技术漏洞，出现个别款式票数异常激增的刷票现象，引发家长对公平性的质疑。重启投票时，相关部门却下达“传播禁令”，禁止将投票信息转发至家长群、班主任群等公开渠道，仅允许通过内部会议传达，违规者将被追责。此举被家长批评为“暗箱操作的假民主”，既剥夺了多数家长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也阻断了家长间的信息沟通与流程监督，使本应体现多数意愿的投票，完全偏离“民主、阳光”的政策要求。

郑州的专项整治则停留在“表面功夫”。当地自2025年4月起开展校服治理，重点治理强制购买、价格虚高、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强调“学生自愿购买”原则，但这些本应落实“应知应会”的举措，并未触及核心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郑州仍计划探索统一校服款式机制，却未充分吸取江西“行政统一易滋生垄断”的教训。郑州若在推进统一款式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家长全程参与、监督，或监管力度不足，可能陷入“统一即垄断、垄断生弊端”的循环，偏离“学生自愿”“民主决策”的政策核心。

近期引发热议的广州校服统一计划，更凸显了“少数决策与多数意愿”的矛盾。近日，据媒体报道，广州市正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拟在全市推行中小学生统一校服，《广州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修订）》预计2026年3月正式发布，此前启动的第四届中小学校服设计大赛被外界解读为“统一校服铺路”。但一份针对广州家长、师生的线上调查显示，62.0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统一校服，认为这会抹杀百年名校的校园文化传承，剥夺学生与家长的选择权。这场政策动向与多数民意的明显背离，再次引发公众对“谁来主导校服决策”的深层思考。

根源剖析：三重扭曲导致政策执行异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校服治理乱象的核心，是基层执行中的“三重扭曲”：将“禁止强制购买”曲解为“不得组织征订”，将“压减非必要款式”极端化为“全面停发所有校服”，将“防范廉政风险”异化为“回避管理责任”，而这背后是政策解读失真、治理思维懒政、机制建设短板的深层症结。

政策解读存在“选择性失真”。部分地区机械理解上级要求，以“行政统一”取代市场竞争，用“一刀切”忽视校园文化差异与多数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既架空学校主体地位，又剥夺多数人的选择权，为乱象滋生提供了条件。

治理思维陷入“懒政化误区”。面对采购环节的利益输送风险，部分基层管理者不愿建立民主公开的长效机制，反而以“一统了之”“一禁了之”规避争议。江西用行政统一替代民主监督，沈阳以“防舆情”为名限制信息传播，本质都是逃避责任的懒政表现，最终导致监管真空，让少数违规者获利、多数人权益受损。

机制建设存在“全链条短板”。教育部明确要求“选用组织中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启动采购”，但多地均未落实到位：江西未建立家校决策机制，家长沦为被动消费者；沈阳变相剥夺家长参与权，民主决策流于形式；郑州的监管与决策机制仍不健全，贸然模仿“一市一款”模式。与此同时，市场监管缺位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各地对小作坊仿制、非正规渠道销售等现象打击滞后，进一步加剧市场失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海西宁市第十一中学的实践：学校组建300位涵盖不同职业、收入水平的家长决策小组，邀请合规企业现场展示样品、公示价格，通过“线下主会场+线上分会场”的无记名投票确定中标企业，教育局与媒体全程监督，真正实现了“多数意愿主导”，让家长买得放心。

校服虽小，却是教育治理的“微缩镜”。江西、沈阳、郑州等地暴露的问题警示我们，偏离“多数意愿”的治理终将背离民生期待。唯有将决策权交还家校、监督权赋予社会、责任压实到相关主体，才能破解“少数绑架多数”的困境，使校服真正成为承载美育功能、保障学生健康、体现教育公平的“流动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