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传》与深圳人 ——写在胡野秋新作出版之际

在野秋新作即将问世的前夕，他给了我一个先睹为快的机会。我欣然从命。

从书名看，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从目录看，它具备新型历史著作的品格，它的重心不是王朝的更替，涉及了人民的文明创造的各种元素，自然环境、历史渊源、乡风民俗、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条件，以及奋斗、创新的过程，等等。但是当你进入文本的阅读，突出的感觉是：它不是一般的历史教材，没有高头讲章式的学术阐述，它包含了历史的基本信息，而表述却具有无拘无束不受某一种文体制约的风貌。它带着你进入深圳的各个领域去观赏、审视、感受、遐想，轻松但不焕散，在认识一座城市的同时获得前所未有的启示，这可能是最突出的阅读收获。

毫无疑问，深圳是经济特区，与全国各地相比，它更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它的经济成果是短短的几十年，进入了中国的“北、上、广、深”中心城市的排行，成为20世纪城市建设的一个奇迹。但是，作者和深圳的精英层一样，非常清醒。“为中心”不等于“为唯一”，经济不能单枪独马去夺得既定的经济指标。深圳的成功和未来的发展，愈来愈证明既是整体文化的结果，又是整体文化的需求。所谓整体文化是一个包含物质层、制度层、文化层（即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精神因素）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文化是灵魂；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起因和目标是“人的解放”。我作为一个读者，跟随作者的叙述进入了深圳的各个领域，分享了深圳方方面面的成功喜悦。而所有的喜悦都包含一个深深的感受：在“人的解放”这个根本问题上，深圳较之各地早走了半步。正是这“半步”，渗透在《深圳传》的字里行间。

在带给我们阅读喜悦的同时，野秋也极力向我们再现着一些容易让人忽略的历史事件乃至场景：

为什么要建设一个经济特区？

这个特区是怎样起步的？

这个特区曾怎样面对接踵而来的艰难和怀疑？

未来特区建设将怎样深入和延伸，特字文章如何做？

所有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是人的解放，在人的解放以前，首先必须是思想的解放。在深圳，推动全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个讲话针对的具体问题，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必须扫荡的思想障碍。这个讲活很快就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号角。

思想解放渗透在深圳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之中，是人的解放的先导。而我要说，《深圳传》的作者胡野秋所以能担当这个任务，根本原因就是，他就是深圳人，一个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深圳人。

我和野秋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关系。我从事高校教学60余年，学生达五位数，但成为朋友，特别是经常思想交流、专业合作的朋友，却屈指可数，野秋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持久交往的原因除了我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多共鸣，还在于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深圳人。这个学生常常让我自豪，做了一辈子教授，只要能教出几个这样的学生也就很欣慰了。

我对野秋的欣赏不仅在于他的才华，特别和另一件事有关。他作为体制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和文化学者，已颇有影响、稍有地位，但90年代起，他一个转身全部抛掉，彻底走出体制，成了自由文化人。清注意，“单位”曾经是我们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依托，曾几何时，连结婚登记都是要带上单位介绍信的；出去联系工作都和这张单位介绍信的含金量有关。有人离开体制单位进了私企，而野秋也不是，他是典型的单打独斗。这需要勇气，而勇气既来自于个人的能量，也与对环境的估量相关；就像桔子，甜不甜与什么品种，与什么土壤气候都有关系。作为一个自由文化人，野秋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就。我无权给他戴上“深圳文化品牌”的桂冠，但在深圳文化界的影响，可说是“众所周知”。由他来操刀《深圳传》，理所当然。

在野秋的身上，同样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造就人才的优势，我多次去过深圳讲学，发现在深圳，像野秋这样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同样能生存，能发展，能够活得有滋有味，能够在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携手共进，作出重大的贡献。我和朋友们在言谈中提到野秋，常有一个鲜明的共识：若不在深圳，野秋未必能活得这样滋润！

这么说，何因？

从表层看，深圳有一个宽宏、包容，多样激励的人才政策；有一个文化与市场接轨的机制。从文化的深层看，较之各地，深圳在人的解放上，早走了半步。为什么是“半步”呢？因为这毕竟还是开始，路途依然遥远。

读了《深圳传》，我想无论是否来过深圳的人，都会深切地认识到，深圳无疑是中国的典范城市，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在这里不同的人可以圆不同的梦想，在这里凡人可以获得尊严，在这里文化可以成为核心。我相信，深圳之路，也是未来的中国之路。

以上就是我对《深圳传》的点滴感受。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