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研讨会在深圳圆满举行

10月28日，第四届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研讨会在中油阳光大酒店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主办，深圳大学国学院、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研究所协办，合作媒体深圳之窗。会议汇集了多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开幕式致辞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高予远谈到，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化和快速变革的时代，职业伦理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石，对于维护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资源，对形塑个体的价值观，指导职业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会议旨在搭建一个跨界交流的平台，汇聚各届专家学者与传统文化优秀践行者，通过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共同研讨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的结合点，挖掘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新价值，促进道德规范的现代转化，推动职业伦理教育的创新和实践，为解决当下社会职业伦理问题提供思路和策略，为建设更加和谐的职业环境和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中，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以“事业理想与职业精神”为题作了发言，探析了理想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认为理想通常指向个人的精神追求，而职业则更多反映现实的需求。理想与现实间的不平衡是普遍现象，很少有人能够完美地结合理想与职业。当两者不平衡时，如何做出选择，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考验。李大华批评了以成功为唯一目标的成功学观念，认为盲目追求成功而忽视个人理想的重要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以比尔·盖茨为例，成功的关键在于将个人的理想、兴趣与职业选择相结合。米利将军在职业道德上的坚持和承担，也展现理想不仅体现在职业选择上，更体现在职业实践中的精神追求。李大华强调，找到理想与职业间平衡的关键，在于如何认知这个问题，以及这种认知是如何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的。他鼓励大家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忘追寻自己的理想，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王立新的发言围绕“职业伦理与传统道德”的主题展开，对现代职业伦理的定位和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王立新指出，我们应该区分古代和现代的职业概念，不应简单地将古代的职业伦理观念套用于现代职业，对现代职业伦理的讨论应当与时俱进，与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在现代社会中，职业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多方面的因素如政治与经济都在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和职业行为的定位。王立新认为，现代的职业伦理应该基于科学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方向来构建，不能凭空而起，而应该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继承与创新过程中，秉承传统职业伦理的同时，应当有所取舍，对于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或不利于职业发展的传统伦理，应当有勇气予以放弃。

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深圳之窗总编辑姜维勇，从“职场”“新人”“底线思维”和“行为养成”四个关键词出发，准确地捕捉到了职场新人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深入剖析了当代职场新人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姜维勇认为，职场不仅是衡量个人能力的场所，更是一种能量交换的空间。在这里，情感的投入与回报呈现出一种能量守恒的状态。他指出，很多人经常会陷入职业困惑或倦怠，这常常是因为缺乏对职场的真正热爱。尤其是对于新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与上一代人有着显著的差异。特别是所谓“Z世代”的年轻人，即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一代，在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概念的影响下成长，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习惯与传统观念有着较大的偏差。这一代人获取信息与物质的方式更加便捷，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职业时，态度上容易显得不够珍惜。而且，现代年轻人在内卷化和异化的环境中成长，内心可能承载着一定负面情绪和压抑感，这在职场上体现为缺乏互动与友善，有时会显得过于冷漠与尖锐。姜维勇认为，职场新人应该养成一种底线思维，即遵守基本的职场规范和行为准则；珍惜所得，并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获得个人成长与职场发展。

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黎业明结合陈献章的一篇短文《处士容君墓志碑》，深入分析了“平常”与“非常”在伦理实践中的关系。陈献章受邀为容氏学生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其最初拒绝为未曾相识之人撰写墓志铭，理由在于墓志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彰显死者品行与德性，他不仅对逝者一无所知，而且也未听闻乡间流传有逝者的先进事迹。经该学生呈文介绍后，陈献章虽然撰写了墓志铭，但对学生父亲的评价仅限于其为人子、为人弟及为人父的基本道德行为，而这些并非足以令人刮目相看。黎教授指出，虽然陈献章最终认为这些平凡行为不值一书，但他也强调了平凡中的非凡之处。在陈献章看来，如衣食住行，虽日常平凡，但按时筹备布置仍然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最平常的行为也能体现出深刻的伦理价值，这就是平凡与非凡的辩证关系。黎业明指出，职业伦理应当基于社会实际情况，而非树立一个理想化的标准，应该理性看待个人品德和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并强调，在一个社会中，要求职业人士讲述职业伦理或奉献精神，通常是建立在社会常态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失去了平衡的状态或陷入了不正常的情况，仍然如此去要求职业人士，将变得困难和不合理。这是低收入人群仍占不少比例的社会现状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丽敏发表了题为“敬业思想的传统意义与现代延伸”的演讲，深入探讨了敬业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演变。高丽敏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响应了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敬业作为教育中必须重视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其最高境界——大公无私，仍需被正确理解和传达。高丽敏从《礼记》中的“敬业乐群”到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进一步阐释了敬业一词的历史渊源，指出敬业与乐业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法门。敬业精神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能够桥接中西文化差异，并对个人发展与生命追求产生深远影响。古代中国的“业”含有广泛的意义，包括事业和职业两种解读，有着明显区别。通过对《礼记》与《易经》的引述，高丽敏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将事业理解为一种功业，通常与政治追求相联系。对于现代人而言，敬业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所承担社会角色和使命的尊重。高丽敏强调，敬业精神是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责任感和社会贡献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职业教育中应更加注重敬业精神的培育，帮助学生明确职业目标，提升职业素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通过对传统敬业观念的现代演绎，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讲师李强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的理解和表达，通过具体的故事和哲理对儒释道三家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解读。李强指出，自由在当代学生的理解中往往过于肤浅，常简单地被理解为“随心所欲”。他期望通过课堂让学生们了解到传统文化中自由的真正含义——一种通过礼仪、智慧和道德修养获得的高级境界。儒家关于自由的理解，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有很好的体现。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是因为他采用的是疏而不堵的方法。这象征着传统文化中“礼”的作用，即通过礼来疏导人的情感和欲望。礼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心对他人的尊重与爱。通过自我约束和对他人的敬重，实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即文明的自由。通过《坛经》，可以对佛家的自由有所理解。佛家强调不应当迷信于个人，而应该依赖于佛法，即真理。这一观点揭示了自由的本质是明心见性，即通过智慧的光照，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和潜能，是一种智慧的自由。道家的自由观则以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寓言为例。道家表达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常态的境界提升和历练过程，是不断变化与成长的过程。李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对于当代青年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价值。理解并实践这种自由，不仅能帮助学生站稳文化自信的脚跟，而且能促进学生个人精神的成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成长为成熟和文明的现代公民。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原副校长张效民发表了题为“古代政治人物的职业伦理与操守”的演讲，以唐玄宗时期的几位宰相为例，包括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以及杨国忠、岑羲等，深入剖析了几位政治人物的职业能力和操守。作为负面例子，杨国忠无才无德，岑羲“外饰忠鲠，内藏谄媚”，有才有能的李林甫却滥用权力，他们的行为对唐朝政治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安史之乱的发生，与这些官员的职业操守不无关系。在正面人物方面，张效民指出，姚崇和宋璟等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们忠君爱国，实行仁政。姚崇作为开元盛世的奠基者，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设性建议，促进了政治路线的改革，展现了其卓越的职业能力、创新精神和人品道德。张九龄作为唐朝开元时期一位德高望重、才能卓著、公正严明的贤相，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其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效民认为，以上几个例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对古代政治人物的职业伦理的探讨，也可为现代治国者和职业人士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房尚文进行了题为“故宫博物院道德教育功能初探”的发言，通过其在文物鉴定领域的专业视角，探究了传统文化在当前职业伦理教育中的应用与重要性。她认为职业伦理的培养并非简单的教条传授，而是需要结合职业的实际面向与社会制度的深层次结构。在传统文化中，精神与信念对于职业伦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往往能够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从而创造出超越世俗的卓越作品。例如，在商代，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玉器和青铜器的精细程度，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宗教的极度尊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被视为技艺高超、独具匠心的职业人士。工匠精神强调在某一领域内深入钻研，力求专业。这种专注力在古代中国的很多传统手工艺中尤为明显，无论是建造故宫这样的宏伟建筑还是制作一件精美的玉器，工匠们都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房尚文认为，工匠精神在现代中国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工匠们对自己的职业的热爱，对工作的敬业态度和职业精神，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激励着人们追求卓越、追求创新，并在各个领域中推动着中国的发展。

深圳市同和东方管理咨询公司资深管理顾问钟建华就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与伦理责任发表了深刻见解。钟建华指出，企业文化、利益分配、股权和员工管理等方面是职业伦理与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建华看来，职业伦理与日常工作紧密相关，企业中存在两个主要主体：企业家（股东）和员工，这两个群体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企业家的基本责任是确保企业盈利并能支付员工薪资；而员工则需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达成质量目标。这种责任分明的状态，就是企业管理中最基本的职业伦理要求。钟建华强调，职业伦理不仅仅是责任的履行，它还包括超越责任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义务。他提到，企业首先是盈利机构，它的财产权、决策权和利润分配权均应明确，并且法律上有清晰规定。如果将企业家对利润的分配视作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对职业伦理概念的误解。总体而言，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责任和义务的平衡，这对促进企业内部和谐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阳明良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蒲宗阳，围绕中庸与职业伦理在企业管理中的践行，以及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员工的日常工作、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进行了分享。蒲宗阳表达了对于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忱，回溯了其个人从儒家到道家，再专注阳明心学的转变历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将传统文化应用于企业管理的体系。蒲宗阳特别强调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力，认为心学不仅是学术理论，更是一种能够指导企业共同认知与文化建设的实践。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应当遵循天理，而不是仅仅以盈利为目的。关于如何在企业中构建和谐伦理，蒲宗阳以自己的企业实践为例，认为应该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入到企业的制度、文化和日常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努力以提升员工的职业精神和企业文化认同感。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陈雅文就“同情之囿：同情能带来共识吗？”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陈雅文指出，同情作为一种深层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感情，既是人类情感中最自然的部分，也是社会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桥梁。同情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弥合分歧，另一方面却可能因偏向于熟悉和相似的对象而加剧分歧。在演讲中，陈雅文分为三个部分深入剖析了同情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第一部分，探讨了道德分歧的本质，并提出情感是造成道德分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根本的道德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核心价值观上的高层面竞争和辩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二部分，聚焦于同情和共情的情感类型，区分了同情和共情的含义，并考察了情感主义内部对这些情感的不同观点。最后，通过引用哲学界的观点，陈雅文讨论了同情的规范性，比较了道德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不同，指出道德原则与具体观察之间不像科学原则那样存在解释链，道德知识具有其特殊性。通过对同情的理解，为考察道德分歧的根源和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如何在多元价值观中寻找共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高予远以“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讲职业伦理”为题，深入论述了职业伦理的内涵与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高予远提出，职业伦理不仅仅是工作规范，而是紧密联系着个人的伦理责任与社会制度。在谈到人的伦理责任时，高予远强调，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作为教师的教育责任，还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养家糊口责任。他认为，伦理首先是责任的问题，但它也与人的生活意义紧密相连。一个人在履行责任之后，应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并非简单的快乐，而是一种在完成职业角色中的自我实现和满足。进一步地，高予远回顾了历史上不同文明处理伦理和人的意义问题的方法。他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伦理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都强调了个人在其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城邦中追求文明进步的责任，还是在家庭中享受人伦之乐，都可视为实现个人意义的途径。他指出，这些伦理观念与普世价值观念相结合，指引人们超越局部利益，追求更广泛的天下观念。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高予远指出，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跨国企业的力量增强，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挑战在于处理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新的职业伦理的构建，在这种背景下变得更为重要，其不仅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联系，也关系到如何在维护个人与集体责任的同时，于促进更加和谐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文 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