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父母写本书

很多年来，我都在寻找纪念父母双亲最合适的形式。

2003年，我写了超过13000字的《母亲》一文，回顾她老人家一生中的重要节点，以及与众不同的那些特质，我请卧病在床的主人公审核，母亲听完诵读后，通过了，我发给至亲们阅览；2004年，我们在西安南郊凤栖山为父母树立了墓碑；2008年，在当年的韩城中学校园内，我们为父亲修建了“跻同亭”；201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请多位至亲后辈每人写下对父亲的回忆文章，结集为电子版，发送给各人保存，以此作为对父亲的深切纪念。

但我觉得还是不够。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有一本书，用明晰的文字和凝固时间的照片，把父母的一生和我们的思念尽可能完整的收录在其中。

我开始动笔写关于父亲的文字，最早是距离今天已有38年之久的1979年了，后来陆陆续续的几篇文字，都是记录我个人的思念和感想的。

“跻同亭”建好时，由于正值“汶川大地震”的恢复期，所以未能按计划举行一个落成仪式，我之前酝酿的简短感谢辞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始终留下了一个遗憾。

2017年是韩城中学建校90周年了，我准备以父亲的名义设立一个奖，又因学校没有如期举行校庆活动而未实现。

但是为父亲写本“传略”的想法却日益强烈起来，正无奈于手边缺乏第一手原始资料时，老天无言，却在冥冥中眷顾了我！

大约只用了十天时间，我就完成了《段跻同传略》的初稿，之后在修改的间隙，也完成了《陈安全传略》的写作。

之所以用“传略”的方式，还是受制于资料的不足，比如父母亲的档案早在十年前就已明确得知找不到了，父母亲也极少留下文章和文字，作为非历史或中文专业学习的我，更无法为父母亲坎坷的一生、也为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曲折路径，做一番中肯客观有深刻见地的评述，因此，不是“传记”，也不是“评传”，只能是相对简洁的“传略”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思路的开拓与延展，父母亲的《传略》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但却不是占篇幅最多的章节。我却觉得这样更好，使得从父亲出生的1911年，到“跻同亭”落成的2008年这段近百年的历史，后人能从传略、手迹、信件、相片、实物中，对父母亲的一生，有一个更为立体的视角和观照。

历史从来就不是只有宏大叙事、不是只有英雄伟人、不是只有群体的躁动和跟进，也包含着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个人跌宕起伏的经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能从尘世间这些最朴实、最具体、最细微的个人的悲欢离合中，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时代风暴裹挟中独立个体的遭遇和镇静。

经仔细寻找，我引用《诗经·国风·邶风·雄稚》句“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的前四字，作为怀念父母双亲两卷合编的总书名。父母，犹如自然界的太阳和月亮，日夜抚育着子女们的安宁和成长，即使他们已经驾鹤西游，但仍然在我们的潜意识和冥冥中驻守，佑护着儿女子孙的平安与进步。

并再次从《诗经·国风·南风·卷耳》中选出“维以不永伤 维以不永怀”的句子作为封底语，借此倾诉“只有这样才可以表达我不停歇的思恋，才能停止我不间歇的悲伤”的心情。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蓼莪》咏叹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贴切的表达了我此刻的心情：我想好好报答，可是父母的恩情如天一般，大而无穷，怎么报答得完呢。……

2003年，是母亲中风的第五个年头，那几年的年休假，都是回西安陪她老人家了。夜幕降临辗转反侧时，听到隔壁母亲的动静，总是想起老太太年近八十的坎坷一生，想起陈家悠远又迷雾丛生的历史。

回到深圳后，一时冲动，在电脑前开始写母亲的那些往事，不料竟如同拧开了记忆的水龙头，很快就超过一万字。七、八月间，把初稿用邮件发给西安的三姐和北京的大姐，三姐去探望母亲时，陆陆续续读给母亲听。母亲肯定了我写的绝大部分情节，仅对个别地方的史实做了更正。

尽管母亲已经卧床四年多，半身不能活动，只是受病痛的影响，说话不便，而头脑则一如既往的清晰，对很多往事记忆犹新。

我的回忆，主要是记录了这么多年我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以及常年陆陆续续听她说到的一些故事，希望能给既深受中国传统浸润、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母亲，留下一份生动的记录。

经过修改补充，大约在10月就定稿了，那年正是“非典”流行期，我们还是决定把房子粉刷一遍，开始为母亲八十大寿做些准备。

人，到底是熬不过岁月的，母亲走了，时间定格在2004年元月1日。我真的抢在时间之前，在母亲在世时写下那些文字。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余波仍在蔓延。我2004年中秋节开始写《怀念母亲》，不觉字数远远超过前一篇，收笔后有两万之多。然而母亲是看不到了，永远看不到了。

在一定的意义上，写不写似乎没什么区别，也就没有像《母亲》那篇拿给大家看，而是封存箱底，像封存我们的纪念与追思一样。

今年九月底，冥冥中想为父亲写《传略》的念头不可遏止的强烈起来，于是开始动笔。我相信一定是天意，竟然在网上买到了父亲亲笔写的《自传》！以此为转机，父亲的《传略》很快成篇。但未及改定，我就迫不及待地同时开始为母亲写《传略》。

老天又一次眷顾着我！在一些史实含混不清的当口，我又在母亲保存的信件等资料中，翻检出由哥哥执笔写出的母亲“简历”，尽管经岁月的蹂躏，简历已断为几截，然而字迹依旧清晰，段落仍然连贯，一方面补充了根本无法查找的年代与事项，另一方面更是纠正了一些无法察觉的错误。

尤其是母亲三十多封亲笔信，极大的丰富了后人了解她老人家深藏内心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经过反复阅读，我决定尽可能多的摘录母亲信件的原文。

因时间极为仓促，我还是希望亲友们能够有回忆母亲的文章，哪怕是只言片语，也都寄托着大家的追忆与思念。

老天从不辜负我，征集的邀约获得亲友们的大力支持，或者发来邮件，或者直接微信，或者书写拍照，或者语音传送，须知，这分别来自西安、北京、成都，以及遥远的加拿大！

我所做的，只是校对文字，选出核心词汇，适当分段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我多次在默读中被感动的落泪，是为母亲的伟大与不平凡，也为亲友们对母亲的崇敬。

如今，完全是同时，我完成了父亲与母亲两个独立的《传略》和相应资料的整理、录入和编辑任务。

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传略的总字数超过了父亲传略的字数，原因主要是母亲信件的摘录部分就有3万多字，而父亲的手迹只有数千字。更为可惜的是，在“文革”中母亲知晓红卫兵即将在天亮后前来抄家，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忍痛把父亲的所有照片和所有资料都付之一炬了！

俱往矣。像人永远无法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无论怎样的历史，都无法重新来过。怀念父亲、怀念母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点印迹，知道我们是谁，是承继着父母怎样的血缘和禀赋来的。

现在想来，并不能确切的记得最早想给父亲做传记的具体时间，只有一条清晰的线路图可以追溯。

那是1972年，组织上通知我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了，但需要写一份对父亲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在这之前，班主任曾经郑重而严肃的告诉我，你尽管表现很好，但是你的父亲不但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而且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过党有政策，对于表现好的子女，可以允许他们进步。她勉励我积极向组织靠拢，追求进步。

在外人看来，我也许正应当感谢班主任的提携，哪里知道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我觉得天塌了，在这个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引领时代大潮的年代，我父亲的这个出身，彻底宣告了我今后在政治上的“此路不通”。

然而，人生的路再难，还得往前走啊，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让我自己先写一份。按照当时流行的写法，我草拟了一份“认识”，拿给母亲看后，她说不对，你父亲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他不是坏人。母亲说我对你父亲的历史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他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这样写的认识就不对。

不久大姐从郑州回来休假，母亲就让大姐帮我修改，逐字逐句的改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大姐讲述了她们眼中的父亲。1964年5月，父亲给大姐写了一封信，在回答女儿疑问时，讲了一些以前自己做地下革命活动的事，以及被国民党两度逮捕的情况。

大姐参加工作后，由于经常要填各种表，就很想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等她基本了解后，就认定父亲是多年的革命者，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

当母亲和大姐一起给我讲述父亲的那些历史后，我也信服了。我说，如果组织认可我们写的这份新的“认识”，那我就入团，要是不认可，那我就不入了。

不过母亲和大姐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在材料中并没有为父亲鸣冤叫屈，而是强调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八岁，因此他的历史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校方接受了我的新“认识”，觉得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在那个讨论我入团的会议上，那些和我一样年纪、成长于红色海洋中的同学们，不可能有超越他们自身认知水平的洞察力，在发言中大都是空洞的“大道理”。尽管最后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我却深感悲痛与失望，自认为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了，我宁可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期望，但绝不辜负曾经为革命付出那么多的可尊敬的父亲。

父亲的历史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整整七年以后的1979年，才迎来了为父亲平反的机遇。母亲率先行动，亲自去父亲的原单位面谈，登门拜访当年曾经与父亲共事的人，写信给外地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也全程参与了见面和起草信件，执笔写了申诉信，并到渭南等地与他们见面详谈，记录对话。

蒙在历史上的尘土逐渐拂去，父亲一生的脉络逐渐清晰。但平反工作组坚持以原有材料为依据，说：1955年“肃反”时写证明的是这些人，1957年“反右”时写证明的还是这些人，现在又要我们去取材料，到底相信哪一个呢？其实这正是历史的悲哀之处，写证明的人大都得受到当时政治大气候的严重影响，而往往外调人员是带着明显的倾向性去索要证明的。

毕竟党中央的纠错力度超过了具体办事人员的抵制阻力，西安市农业局的同志向我宣布撤销当年对父亲的错误决定，恢复革命干部身份，正式平反的决定后，我走出大院，来到大街上，阳光显得如此热烈，我满脑子就是1976年“文革”结束时唱遍大江南北的《祝酒歌》的旋律。

回家后把平反的正式文件交给母亲，下午我在独自搭建出来的隔间里思前想后，一是父亲从青年起就投身革命，在白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料全国解放后却横遭不幸！二是我等愚昧之极，竟误解父亲十几年，差点把父亲认定为阶级敌人，父亲若地下有知，何其痛心？越想越是难过，不禁悲从中来，涕泪俱下，揪心的伤痛难耐，断断续续的流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是要把淤积于心的愤懑、悔恨、喜悦、如释重负等感觉如火山爆发般的喷涌出来。中途那个七岁的小侄儿进门叫我吃饭，回去不解的告诉奶奶说：叔叔在哭。母亲却是理解我的，没有来打扰我的痛悔与反思。

当然，过去的一切已无法重来，失去的再珍贵，也不可弥补，母亲仍然有期望和等待。1985年，我们接到韩城市市志编辑委员会的通知，要提供父亲的材料用于编辑市志。父亲的历史又一次被我们回忆，不过可惜的是从此却没有下文。到九十年代再接到韩城方面的信件时，母亲淡然了很多。

然而我一直把一个心愿深埋心底，那就是要收集整理父亲的点滴信息，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翔实的资料。母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她老人家于2004年元旦辞世。不过在2007年已改名为“象山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韩城市教育局和校方充分肯定了父亲当年对学校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而且在2008年，校方与我共同建起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跻同亭”，与当年父亲为老校长樊厚甫建立的“厚甫亭”两相呼应，算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吧，可以告慰母亲的是，你的第一个心愿实现了。

201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原先筹划的纪念活动因故未能举办，于是我提出亲属动笔写纪念文章的动议得到一致的赞同，当年即完成了电子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并及时发给每位亲属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间不觉来到2017年，我们去韩城中学拜访了新的校领导，提出如果2017年举办学校建校90周年，我们作为老校长的亲属，希望有机会做些绵薄的贡献。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举办90周年纪念活动。

我则在2017年的9月，开始动笔为母亲整理“年谱”。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把母亲保留的所有信件、照片等资料带回深圳，这时都派上用场了。也许冥冥中天意注定，10月初我用父亲的姓名上网搜索，在跳出的网页中发现，有人在出售父亲写于1951年的“加入民盟申请表”，内附有父亲亲笔的《自传》！从公布的照片中仔细辨认，我确定是父亲的笔迹，直接把叫价的1000元汇过去了，三天后，如约收到寄自河南三门峡的快递，正是父亲亲笔所写！

我如获至宝，加上1964年父亲亲笔的“简历”、信件，和这么些年收集到的采访记录、往来通信。我放下其它事情，全力以赴的整理和写作，并尽可能的把相应的资料一并纳入其中，力争没有任何遗漏，终于完成了关于父亲的《传略》。

之后又编写了《年谱》，还根据《自传》的内容，列出父亲家族图表。后面一鼓作气，陆续整理出“手迹”、朋友来信、朋友与同事的名单等资料，加上2011年亲友们的回忆，应当算是目前我能收集到的最齐全的汇集了，可以了却四十多年来的心愿了。

全部文字图片交付印刷之后，母亲和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定格在这部纪念文集里了，但仍然时常回想起留给我们的故事。

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看别人抽烟好玩，就偷偷地和几个小孩找支烟来尝滋味，后来被二姨妈发现，当然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训斥，却叫了几个人给我开了一个会，既语重心长又严词义正，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我狠狠的教育了一番，会议的气氛严肃，印象深刻，我们以后再也不吸烟玩了。后来母亲对我们教育再下一辈的一些方法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她有理由。

母亲性格柔中有刚，认定的事就坚持自己的看法，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象对我父亲的看法，母亲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真诚正派的人、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在55年的“肃反运动”、还是在58年的“反右斗争”，直至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母亲对父亲的认识十分坚定，没有任何改变。

我的二姐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回忆父亲劳动的场景真实而具体：

“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试验田里时常看见他卷起裤腿蹲在那里除草、施肥、灭除害虫，不怕脏不顾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项具体工作。有一次我站在泥泞的试验田边给他递毛巾擦汗，旁边一位同事开玩笑说：“娃，你爸那副样子像不像个土农民”。父亲笑着说：“我娃才不嫌呢”！每次去市区开会或汇报工作，父亲只要稍作休整马上仪表堂堂风度无人可比。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错误的订为右派，从一个知名的文化教育领导者调到这样一个单位，父亲毫无怨言，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用于为国家、社会、人民的服务之中，他是知识分子平民化的典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大材小用。他艰苦朴素，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约的好习惯。他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身体，是我当年亲眼目睹。

“记得父亲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在我家后院给我们几个小孩，还有表妹开垦了几块小试验田，清明前后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在各自的田里种下了玉米、蔬菜、西瓜、豆子等等。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和父亲一起品尝着丰收的喜悦、分享劳动的乐趣！他用香蕉和苹果嫁接的果树结出来的水果吃起来味道好极了，看着我们吃的津津有味，他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是快乐的，却又是短暂的。”

我想说的是：“这些文字记录的并不仅仅是后代对先辈的思念，而是可以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史的一个个体样本，这个样本真实而具体，具有深入考察历史场景与再现历史细节的可能性。”

附：

《瞻彼日月》纪念文集简介

这是一套由男女主人公后人搜集、整理、撰写的纪念文集，分为两册，一册记段跻同先生，另一册写陈安全女士，两人为夫妻。

文集包括主人公的传略、族谱和年表，收录了自传、信函与存世的文章，以及亲戚朋友的回忆，附上不同年代的照片和众多原件的扫描件。资料翔实，表述和评价力求客观。

这些文字记录的并不仅仅是后代对先辈的思念，而是可以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史的一个个体样本，这个样本真实而具体，具有深入考察历史场景与再现历史细节的可能性。

段跻同先生（1911——1964，陕西韩城人），生在清代末年的陕西农村，少年即下地劳作，学习成绩优秀，后经官费资助毕业于私立金陵大学。在国统区度过民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1949年后历经土改、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其一生有过激进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员、中学校长、三青团干事长、县议会临时参议员、省教育厅指导员、大学校长秘书、军政大学教员、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技术员等身份与职务。

在国共两党交错争斗中，段跻同先生坚守并践行自己的人生追求，因从事秘密活动而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不同的职业生涯里辛勤工作，却时时受到形势的影响，曾下放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唯有其家庭生活可获安慰，不料他的生命却在中年戛然而止，到他辞世二十年后，方才澄清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非难。

陈安全女士（1924——2004，陕西西安人），出生于有着清朝世袭爵位的汉族大家庭，童年生活富足，不久即步入艰辛。七岁丧父、青年丧女、中年再度尝丧夫之痛。曾带着幼女在火车站台持枪军警前希望能与被捕的丈夫见面，也曾携儿进省主席家府求助。教会学校的教育使她得以走出家庭成为职员，并以一个女子的肩膀，为失去父亲的孩子们撑起成长的空间。曾在两场间隔30多年的法庭里，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曾陈述自己境遇的艰难而避免全家被迁送异地。一生中有过孤儿寡母的恓惶岁月，有过丈夫被国民党特务当面带走的震惊时刻。因劳累住院就此离开工作岗位，更因突发脑梗而不得不卧床五年。她以80高龄辞世，走完一个平凡女性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段建仁，现任深圳市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深圳市博雅文化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福田区一城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深圳市金融服务类行业协会联合党委的纪委副书记、深圳市上市公司并购协会监事长兼党支部书记、民进深圳市委会出版传媒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