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敏荐书︱《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

《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

刘典 胡宇东 著

2025年4月

在中国城市治理的坐标系中，深圳作为"制度创新高地"持续突破边界，上海以"战略决策中枢"定位谋划全球棋局，而杭州正以"数字时代治理实验室"的姿态，用"无为而治"的东方智慧重构政企关系。这座南宋古都孕育的"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治理范式，本质上是对数字文明时代政府职能的哲学重构。

当全球算力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DeepSeek的异军突起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杭州数字生态的"热带雨林"效应。这家在算法架构优化、异构计算加速、数据要素治理三大领域实现突破的科技新锐，其成长轨迹与杭州构建的"政策-技术-资本"协同创新体系深度共振。

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并未止步于培育出阿里巴巴、DeepSeek等标杆企业，反而加速迭代政策工具箱——从"瞪羚计划"到"鲲鹏行动"，从千亿级算力基建专项到MaaS（模型即服务）创新工坊，持续优化的制度供给正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形成"标杆引领-集群崛起-生态繁荣"的良性循环。

当全球政府角色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十字路口，杭州已经走出了一条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之路。这不是简单的行政改革，而是治理理念的革命性重构。

杭州率先启动政府转型的三大动因

传统管制型政府以其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严格的层级管理体系以及对市场活动的广泛干预为特点。

在复杂的审批流程中，创新往往死于起跑线上。许多审批事项需经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极大地延误了项目的启动时间。此外，由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导致重复提交材料的情况时有发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传统审批流程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

传统管制模式的高制度成本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效率损失方面，相关学者的研究就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出高一高和低一低集聚态势。此可以判断出，制度性成本的提升就会影响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正向运行和合理性，如果制度性成本过高就会对社会经济效率造成影响，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转向服务型政府不仅是提升行政效能的关键步骤，也是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面对这些挑战，杭州为何能率先启动政府角色的转型？主要有三大动因：

一是危机感驱动。2000年代初，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和全球竞争加剧，杭州意识到传统的管制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当时有一个内部调研报告给了我们很大震动,"一位参与早期改革的杭州市官员回忆,"如果政府服务模式不变，五年内杭州将有30%的高科技项目流失。这个数据像警钟一样敲醒了我们。

二是城市发展定位的牵引。杭州确立了打造"创新之城、活力之城"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从传统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推动者。"我们意识到，杭州要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城市的发展道路,"杭州市一位决策者表示。

三是社会文化基础的支撑。杭州有着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自宋代以来就是"市井繁华、商贾云集"之地。这种重商文化为政府角色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支撑。"在杭州,社会普遍认同政府应该服务企业而非管控企业,这种共识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浙江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分析道。

正如杭州市委一位领导所言："从管制到服务，转型的不仅是角色，更是思维。"这种思维转变成为杭州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想基础。

通过对传统管制型政府在审批流程与制度成本上的局限进行深入剖析，我们认识到从管制到服务，转型的不仅是角色，更是思维。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克服内部结构上的障碍，还需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

"无事不扰，有为必应"的治理之道

杭州“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服务逻辑，标志着中国城市治理从“管理”向“服务”的范式转换。这一理念通过精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既避免了传统管制型政府的过度干预，又以制度化响应机制保障了企业创新活力。

“最好的服务是适度的‘无为’，关键时刻的‘有为’。”

“无事不扰，有事必应”八个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杭州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这看似简单的表述背后,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重构。“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是杭州政府探索现代治理模式的重要成果，其核心在于平衡市场自由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

首先，“无事不扰”意味着政府不再过度介入市场的微观运行，而是将更多决策权交还给市场主体，鼓励创新创业，营造宽松有序的营商环境。例如，在西湖区，政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西小服”智能助手，实现了政策自动匹配和企业诉求高效闭环处理。

其次，“有事必应”则强调当市场主体遇到困难或需要支持时，政府应及时提供帮助，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不仅要求政府具备高效的响应机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沟通渠道和服务平台，以便快速准确地捕捉到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这种方式，杭州成功构建了一个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杭州政府实施的“无事不扰”策略显著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

这种理念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三大机制得以落实：

一是清单管理，杭州建立了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界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是分类监管，实行“双随机、一公开”和信用分级管理,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三是负面清单，明确规定哪些领域政府不得干预(如企业定价、人事安排等),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据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截至2024年6月28日，杭州登记在册经营主体总量超过195万户，其中企业总数突破100万大关。这些数字的增长反映了市场活力的增强，得益于政府简政放权措施的有效落实。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以及众多初创公司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政府给予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与"无事不扰"相对应的是"有事必应"——当企业确实需要政府服务和支持时,政府能够迅速响应,高效解决问题。杭州政府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响应速度，杭州设立了企业服务热线和专员制度；二是专业性，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三是整体性，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一站式"服务,避免企业在不同部门间来回奔波。

企业的发展需要的是自由的空间，而不是烦琐的审批。为此，杭州政府致力于优化政务服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杭州政府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使得市民和企业可以在线办理多项事务，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杭州政府推行的“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治理理念，通过减少行政干预和优化政务服务两大途径，成功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理念不仅革新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杭州政府通过整合各部门资源，在全国率先公布了“一照通办”事项清单，实现251项企业办事事项凭营业执照“一照通办”，政府部门产生的证照、批文通过数据共享获取或核验，无需申请人提交。

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重要一步，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简化流程、提高透明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有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增强了市场活力和社会满意度。

服务的价值，不在于形式上的繁华，而在于效率上的务实。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促进行政办事效率的提升，杭州政府通过流程再造，将传统政务服务按部门设置窗口,减少企业和市民需要在不同窗口间来回奔波。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政务服务中心还特别重视数据共享和跨部门协作，如建立的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不仅聚合了多个政府部门的服务功能，还引入了银行、律所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了涵盖人才、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的全方位服务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办事体验，也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转和资源共享，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高效的政务服务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传达和落实，杭州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了“政企面对面”政策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获取专业的政策建议和服务。

在线上，“亲清在线”平台则作为政策智慧超市，实现了政策发布解读等。

功能，让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了解并利用相关政策。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企业面临的政策理解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杭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无论是流程再造还是数字化平台的应用，都显著提升了行政效率，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改善了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也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未来，随着更多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融入，杭州将继续引领全国乃至全球的城市治理创新潮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制度性供给与数字治理的杭州解法

政策透明与可预期是杭州市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支柱。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公开政策全流程信息、稳定政策执行周期、明确规则边界，为企业提供可预判的制度环境。透明度确保了政府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的公开化，使企业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而可预期性则意味着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有助于企业在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时拥有明确的方向感，减少不确定性对企业规划的影响。

杭州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其在政策创新方面的探索为全国树立了典范。

杭州政府展示了如何利用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良好的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杭州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之初就明确了发展目标，即到2025年基本形成“高算力+强算法+大数据”的产业生态，并设定了详细的量化指标：全市可开放算力规模达到5000千万亿次浮点指令/秒（PFLOPS）以上、培育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通用大模型1个等。这些清晰的目标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也为社会各界描绘了一幅未来蓝图。

产业的孵化与发展需要创新生态的营造，杭州政府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一愿景。

在建设多元融合算力支撑体系方面，杭州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智能计算中心建设，坚持培育产业生态、适度超前建设的原则建设高性能算力集群，构建国内领先的“多元异构”智能计算平台，推动形成多元算力供给能力。此外，杭州还致力于构建高效协同模型创新生态，推进MaaS新模式，支持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别开展多模态通用大模型关键技术攻关和垂直领域专用模型的研发工作。

“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不仅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关键指标，更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杭州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政府能够提供清晰且稳定的政策指引，并通过持续有效的执行来保障这些政策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建立起企业对于未来的信心。这样的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也有助于激发本土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因此，各地政府应借鉴杭州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自身的政策框架和服务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下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创新

“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浙江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旨在通过优化行政服务流程、整合政府部门资源和推动数据共享，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的高效便捷化。自2016年首次提出以来，“最多跑一次”改革已经从浙江走向全国，成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改革的核心在于对传统行政审批模式进行大胆革新，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方式，简化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且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了跨部门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同。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服务体验，也为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而言，杭州市政府在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以及审批时效提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杭州市通过流程再造实施了“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分散于不同部门的业务集中到一个窗口处理，减少了企业和群众的奔波次数。

加强“互联网+监管”，深化“双随机、一公开”，深入推进电子证照复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2018、2019、2020年度国办全国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第三方评估分别列第三名、第二名、第二名。这使得更多事项能够在网络上完成申请和审批，减少了不必要的纸质材料提交，进一步提升了审批速度。此外，杭州市还积极探索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增强了市场信任机制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杭州市推行了告知承诺制，即对于一些非关键性的前置条件，允许企业在作出承诺后先行开展相关活动，后续再进行补充审核或监管。这种做法不仅加快了项目进度，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这些举措共同作用下，杭州市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行政效率，还为其他地区树立了典范。

据第三方评估显示，2017年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达到了87.9%，群众满意率高达94.7%。这一成绩充分证明了杭州市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其在构建市场信任机制上的积极成效。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杭州市的成功实践，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卓越成果。

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及审批时效的提升，杭州市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和群众的办事难题，而且借助信息化手段强化了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效能。

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如告知承诺制的引入，杭州市为全国范围内推广“最多跑一次”理念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随着更多城市借鉴杭州的成功案例，“最多跑一次”有望成为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推荐人：李晓敏，会计硕士、中国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智能财务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润宝税务师事务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主要研究方向为预算管理、财税合规、税务规划、数字经济、数字资产管理等，在财税实务领域有深厚实践基础。

润宝集团简介

深圳润宝集团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赋能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打造企业高绩效团队、提升新质生产力，以带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服务型集团公司。集团业务涵盖财务、税务、风控、审计、法律、战略、组织、营销、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跨境出海、架构设计及跨界身份规划等多个方面，提供了全面的咨询及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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